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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理:殺手,演員,影視是一顆糖衣炮彈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孟依依 日期: 2022-08-22

全心全意的表演如同現實之中的夢境,他在夢里尋求庇護。

寧理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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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手

一個經典角色的誕生無異于從深入地心處挖掘出礦石,它揭示著人類無意識的某部分,經久不衰。在電視劇《無證之罪》中,李豐田就是那顆礦石。

開拍前,導演呂行對李豐田的設想是《老無所依》中的安東·齊格,反邏輯反經驗反人性的冷血殺手,或者《黃海》中的金久男,在長期邊緣和頹喪中以命搏命。李豐田也應該看上去并不狠毒,與眾人無異,恐怖之處來自他對生命的漠視,應激反應似的以暴力應對一切。選角團隊把近幾年演過悍匪的演員的照片找出來,都不對,一些辨識度太高而稀釋了懸念,一些演戲全靠吹胡子瞪眼,呂行害怕那樣的表演方式。

白板上還貼著一張照片——選角導演幾次力薦,但未落定——演員寧理。

呂行想起來了。2010年左右他在一次許多人參與的飯局上見過寧理,那時寧理已從國外搬回國內——出國前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并且演過不少戲,在上戲圈子里頗有知名度,但年輕導演呂行見著面生。“他長得很有意思,眼神有戲劇性,但是待人又謙和,跟我平時接觸的演員性格不太一樣,甚至你會感覺到(人多的時候)他有些拘謹,然后會有緊張。”真人斯文,而過往的角色更偏喜劇。呂行想起來是這樣的。

“寧理可以演李豐田。”制片人忽然說。

呂行以為他胡扯,轉念又想,演技過硬又不是熟面孔,甚至還有錯位感,可以一試。劇本和角色李豐田由此遞到了寧理手上。

《無證之罪》出現時,寧理回國已經十年。他經歷過一段難熬的適應期,跑組面試而收獲寥寥,太過焦慮的時候會無法控制發脾氣,自然也于事無補。他仍然一年只能演一兩個戲,“有什么戲能演就演什么,只要內心不是過于拒絕。這就是個工作。就像是醫生一樣,不管病人是英雄也好,兇犯也好,你的職責是把他救活。”

寧理接演了李豐田。

《無證之罪》 (2017)

看過《無證之罪》的人很難忘記李豐田,穿著破棉襖,大小眼,不咋說話,抽煙時撕掉煙嘴倒著抽,陰森得令人不寒而栗。寧理顯然也很高興,反復拿出“你家天黑是幾點吶”這句來嚇唬人—— 一句李豐田勒索時用來恐嚇對方的臺詞,末了露出危險的笑。

李豐田殺人時也會不自覺露出微笑,這一點甚至寧理本人都沒有意識到,直到觀眾提醒他。不過他在準備階段看了很多《動物世界》,時隔近五年仍能清晰記得并提醒我其中很重要的一點:當豹子或獅子掌控了獵物的時候它們不再看獵物,它們只是看四周,進入一種放松的愉悅的狀態——雖然我們不知道動物的微笑是怎么樣的——它那個狀態是在向世界宣布,我是勝利者。因此寧理塑造李豐田時,將之理解為人本能中獸性的部分,與正義、理性相制衡。

即使人們認不出寧理,也能認出李豐田。

這之后,寧理進入不再愁沒戲拍的階段,可接踵而來的多是臉譜化的殺手角色。2021年年初一個叫《警察榮譽》的項目找到他,沒翻開劇本之前他以為又要演一個被警察抓捕的反社會人格罪犯,刻板印象都成為他自我認知的一部分了。

《警察榮譽》 (2022)

這回不是了。寧理看《警察榮譽》的劇本,好像在看講述警察于職務和個人生活之間捉襟見肘的《今天我休息》,主角是派出所的民警,每天面對的不是大案重案,而是家長里短。他要飾演的民警陳新城人到中年,年輕時因工作失誤導致妻離子散,困頓消極,直到遇到見習警員李大為,年輕莽撞和他過去如出一轍。看到陳新城,觀眾再次意外,這是當時演李豐田的人嗎?

呂行說,好像他演得多好你都不會覺得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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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

采訪在線上進行,我詢問是否可以視頻連線,他婉拒,又發來一段話:“我有社恐、不喜歡拍照、不習慣視頻,我都不知道為什么自己會選擇當演員,而且很喜歡!可能在角色身上可以彌補自身的這些不足吧。”

寧理第一次登臺演話劇是小學三年級,一共十分鐘,講白色恐怖下重慶一個小團體的故事,寧理戴個小圓眼鏡和長圍巾,扮演富有同情心又不想過度介入時事的大學教授,最終被學生的事跡感動而投入革命。

“非常稚嫩地表演生氣,表演無奈,那時候知道演戲是一個集體的東西,任何一個人缺席都沒辦法進行,而且這個東西并不會把所有光環都集中在誰那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點。”寧理那時候只是覺得好玩,但表演仍然離自己很遙遠,“家里沒有人干這個的。”

高中時期,寧理跟著“文革”期間被下放的父親從北京到了安徽,畢業前一位朋友帶他去看話劇《中國夢》。在剛建好的安徽大劇院里,寧理像釘子一樣被釘在了原地——幕布、燈光、演員營造出夢幻場景,他感到一陣恍惚。

那年他因為貪玩高考落榜,還沒來得及為未來著想,現在想起來都有點迷迷糊糊。總之第二年他決定去考上海戲劇學院,過了三次面試,把早已扔掉的文化課課本借回來,大夏天在父親的辦公室埋頭補習。天氣熱,蚊子多,他在屋子里點上十幾盤蚊香,看著蚊子啪嗒啪嗒往下掉。

“我印象極其深刻的,第一天去上課的時候我都像在夢里,我真的進到這里邊了嗎?每個人一大早起來學唱歌、跳舞,有形體課、臺詞課,看各種各樣的劇本——這種書平時在家我爸都是說你別看那些閑書了,好好看看你的作業——原來好像不務正業的事情反倒都變成了主業,我突然就覺得我的人生有一道光。”那時候寧理才19歲。

《闕里人家》 (1992)

從上戲畢業,被分配至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順風順水,幾個天真的少年角色落到寧理手上,在《小浦東傳奇》中是淳樸善良的無業青年阿土根,在《竅哥》里是靈巧機智的窮小子竅哥。但有一個角色成了他人生的某種印證,在1992年上映的《闕里人家》中,寧理扮演活潑浮華心比天高的孔維本,孔家是孔子故鄉曲阜的大家族,在改革大潮沖擊下,孔維本想辭掉教師公職出國留學,固執守舊的父親是他眼里的“保守勢力”,而離家在外的爺爺孔令譚則被他視為英雄。孔維本曾在與爺爺的相處中講出自己心聲:“我覺得人生就像是沖鋒,軍號一響,你就得往前沖啊。甭管三七二十一,死了也不在乎。要是沖上去了,那就是勝利,輝煌的勝利。”

《竅哥》 (1993)

年輕時擔主角,與好導演和德高望重的演員一同工作,出好作品,寧理幾乎摸到過天花板了。到28歲,春風得意之時又覺察到一種年齡危機——即便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寧理都覺得自己老了,小學畢業時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了五分錢一場的電影,而得花一毛五了,他很快會初中畢業、高中畢業,變成老人然后死去,像電影《平鷹墳》里一樣的,挖出一個骷髏。他在被窩里痛哭一場——必須做些什么。

像是要替孔維本完成未竟心愿一樣,1996年,寧理去了美國。

結果呢,只是從一個泥潭踏進另一個泥潭。他講過很多遍剛出國時的窘境,因為缺錢而買最便宜的罐頭,加點水兌成湯,去二手店買五塊錢的牛仔褲十塊錢的毛衣,去送報紙,當房屋中介等等。在終于有機會成為郵局正式員工、進入穩定體系前夕,他忽然敲了自己幾下:我到美國干什么來了?自己到底喜歡什么?答案是,還是喜歡演戲。

“突然覺得我人生就這么長,從小按照父親的要求去做這個做那個,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那就任性一把吧。”寧理考上明尼蘇達大學念電影制作研究生,“那時候也不知道未來是怎么樣,還得要打工,還得要生活,拍東西得自己掏錢買膠片。這東西不但沒帶來收入,還會讓我在經濟上透支,唯一支撐我的就是對它的喜愛。自己喜歡,能咋辦。就像談戀愛似的,中午休息時間才20分鐘,頭天晚上工作還沒睡好,但是男朋友說咱一塊吃個飯,咱一塊到哪兒見個面,感覺跟打了雞血似的,就是得去。喜歡嘛,沒辦法。”

明尼蘇達州的寒冷是出了名的,有一段時間寧理要早晨6點多從住所出發,步行去剪輯室,走20分鐘。后來《無證之罪》在哈爾濱拍攝,從12月到來年2月,室外的溫度十分鐘就能把人凍透,嘎吱作響的冰雪使他想起明尼蘇達常走的那條路,想起那時候略矯情的自我感動,覺得“我在為我的夢想努力”。寒冷從此變成一種記憶,打著哆嗦,感到興奮,腎上腺素飆升。

《闕里人家》中爺爺孔令譚早對孔維本說過:真正有志氣的人不走捷徑。當然啦這樣的生活很艱難,需要一點真正的勇氣。

過了很多年一回頭,寧理意識到焦慮的30歲簡直年輕得不得了,并領會到人生是一個經歷和體驗的過程,“都是要一個人自己走過去的”。

《沉默的真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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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父如子

寧理說,真正讓他成熟起來的是成為父親。

小時候父親常常出差,寧理想象他是特務,絲絲拉拉玩著他的半導體,出差前答應帶他去哪里玩,回來后忘得一干二凈,一定有人冒充了他。不過比起對孩子們嚴厲的母親,父親更溫和。新出版的《三毛流浪記》小人書要好幾毛錢,他猶豫著不敢跟母親講,父親則說那是好東西,給了支持。

寧理11歲的時候,母親因車禍意外離世。那是禮拜三的下午,他和姐姐、弟弟一起在下象棋,“這個象棋很特別,是手工做的。”接受《人物》雜志訪談時他曾回憶,“那時候的家庭普遍比較拮據,買一副象棋也算是一筆開銷。我媽媽是醫生,她就自己畫了個棋盤,用醫院輸液瓶上的橡皮塞當棋子,然后請會書法的人在上面寫上車、馬、象、士、帥。玩著玩著,突然一個堂姐來了,說我媽媽被車撞了,去世了。當時我姐就嚎啕大哭,我完全是個小孩子,不知道是啥意思,還想那她晚上還能回來給我們做飯嗎?后來每天每天,逐漸逐漸,意識到生活和以前不一樣了。”

父親買了一臺手搖留聲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后來音樂在寧理的人生中占據了重要位置。他喜歡甲殼蟲樂隊,喜歡“The love you take equals the love you make(你付出多少愛,便得到多少愛)”這句歌詞,他把人物表演視作一場交響樂,或者說人生就是交響樂,“它有時候是快的,有時候是慢的,任何能給人帶來美的東西都是有節奏的。”

不過原先溫和的父親開始變得嚴厲,他調皮,有時候就被打罵。

后來寧理問過父親,為什么他變得那么苛刻。父親說,爺爺很早去世,他自己的成長過程中父親缺席,因此他特別擔心自己變成一個不負責任的失職的父親。

20年前,寧理也成為父親。大女兒出生那天寧理在產房看到她,“我真的特別吃驚——怎么剛出生的孩子那么難看,皺皺巴巴的像青蛙一樣,綠不拉幾,當時我想這孩子正常嗎?我爸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我跟他說女兒出生了,他說太好了,孩子漂亮嗎?我都不知道該怎么說。書上說的什么一道光什么巨大的神圣都沒有,你只能說看到一個孩子皺皺巴巴的。”

“可是慢慢地,當她真的能看著你的時候,當她的小手能攥你的手指的時候,那一瞬間,你突然就覺得,我的天,我愿意為她付出一切。”

他保留著一頁女兒的作業本,上面是女兒寫了兩行的日記。當時他以為女兒敷衍了事而大為生氣,一把撕掉,女兒愣愣地看著他,“沒有哭,完全沒有哭,但是那種沒有哭比哭更扎心,所以那張紙我偷偷把它粘起來,一直保存著,提醒我自己,一顆心靈和另一顆心靈可以講道理,但不能傷害它。”

寧理想起小時候有一天半夜醒來,全家人都住在一間屋子里,他看到父親在燈下一邊給他縫書包一邊落淚。他好像終于開始理解父親了,粗糙的,矛盾的,小心翼翼的。

父親對他的影響極深,如何在人生略有錯位時也要認真過活、努力發現樂趣、不要抱怨、對人事物始終保持包容和理解,都是從父親身上學到的。

“父親”也因此折射在了他的許多角色上:出演《無主之城》時他拿著父親年輕時的照片跟劇組說,一個退休的略帶些古板的老教師該穿成這樣吧;《警察榮譽》里陳新城出差前反復叮囑女兒一個人在家時關好門窗、煤氣,那是他在生活中也常和孩子們交代的;哪怕是《無證之罪》里如此漠視生命的李豐田,殺死法醫的妻子和女兒,也是因為法醫間接導致了他從未謀面的兒子的死亡,是父親的復仇。

如果寧理要自己創作一個故事,他想他也愿意寫寫親情。

《對手》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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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是一顆糖衣炮彈

如果細看寧理出演的每一個角色,會發現他熱衷現實主義,契訶夫式的毫發畢現和暗潮涌動,也熱衷在表演中對人性深入挖掘——

以三個間諜為主角展開的《對手》借諜戰外殼,討論人至中年的困境,寧理是其中最冷血的林彧,為了工作切割掉所有生活,他知道自己飾演著“反派”,也飾演著普通人,會在工作與生活產生矛盾時陷入巨大的迷茫和悲哀;

《無主之城》中的退休教師劉正毅總是拿著一本《蠅王》,這是寧理為角色的內心信仰和悲劇精神所做的設計,戈爾丁筆下崇尚本能的專制派壓倒了講究治理的民主派,強烈地暗示著劉正毅對人本身的失望;

《沉默的真相》中法學教授、刑辯律師張超為完成學生遺愿,終于從沉默走向冒險,寧理覺得他們悲壯,在官商勾結的勢力迫害下,翻案如同蚍蜉撼大樹,在劇組他無意中又讀到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忽然淚如雨下,于是借角色之口表達對他們的禮贊:“沒有芳艷不終于凋殘或銷毀,但是你的長夏永遠不會凋落,也不會損失你這皎潔的紅芳,或死神夸口你在他的影里漂泊,當你在不朽的詩里與時同長,只要有人類,或人有眼睛,這詩將長存,并且賜給你生命”……

《愛情神話》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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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的表演如同現實之中的夢境,寧理也在夢境中尋求庇護。“有時候晚上做了一個噩夢,醒來以后覺得幸虧只是一個夢;我是在演著別人的噩夢,但我知道我不是他,我很安全;而當我演一個英雄的時候,我又能在夢里體會到英雄的榮耀。所以我自己的經驗是,當我進入到忘我的那一瞬間,進入到角色當中,就好像進入了一種冥想的狀態。”寧理說,“這就是演員過癮的地方。”

有時候寧理也會看看觀眾的反饋,看到對他的夸獎時也忍不住得意。但更多時候他告訴自己,觀眾的喜愛其實投射在角色身上,“并不一定是喜歡我們這些演員,我們只不過是詮釋了他們心中的角色,替他們還原一種生活。”

在那些生活中,觀眾也在尋求庇護,“影視是一顆糖衣炮彈,喜劇片、青春片、懸疑片都是它的糖衣,它就是用這個東西讓觀眾接受它,然后用炮彈實際上去影響觀眾。”寧理說,“而故事是一場儀式,喜劇也好,悲劇也好,觀眾進入到另一個世界當中,也是一場冥想,它會讓你忘掉現實的很多,也會讓你感受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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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7期 總第725期
出版時間:2022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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