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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罕壩60年:荒原、林海與三代人的時間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張明萌 日期: 2022-08-22

“從栽種到長成需要五六十年,一個人能有幾個五六十年呢?所以林業更需要堅守。”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姜曉明

望海樓

62歲的趙福洲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離開河北,第一次落地長沙,剛出機艙就跟火熱的空氣撞了個滿懷。入夜,一行人去文和友逛。現在是2022年7月,手機顯示,夜里9點多的長沙溫度是35℃。而進入中伏的塞罕壩最高溫僅28℃——也是他們酒店房間空調的溫度。“像蒸籠似的,受不了。”60 歲的妻子陳秀玲說。

和趙福洲、陳秀玲一同到長沙的,還有他們的兒子趙東楊,“林三代”時辰、張偉和胡艷楠,“林二代”、現任塞罕壩機械林場場長陳智卿。他們即將參與由廣電總局網絡視聽司特別指導的紀實訪談節目《這十年·追光者》,將于8月初在芒果TV、湖南衛視雙平臺播出。近十年,塞罕壩機械林場聲名漸起,三代務林人扎根荒原、重建林海的故事與“塞罕壩精神”為人熟知。他們樂于向更多人講述塞罕壩的故事。

趙福洲(下排左二)、陳秀玲(下排左三)與兒子趙東楊(下排左一)和時辰(上排左一)、胡艷南(上排左二)、張偉(上排左三)作為塞罕壩“林二代”、“林三代”代表,一起錄制綜藝節目 《這十年·追光者》? 圖/受訪者提供

1983年,趙福洲和陳秀玲正式成為塞罕壩望火樓的一員。當時林區初具規模,防火提上重要日程。塞罕壩以丘陵為主,地勢起伏,在多個制高點設置了9座望火樓,以便防火期實時觀測森林的情況,避免火情。望火樓位置很高,多在人跡罕至處。視野交疊,加上望遠鏡,能覆蓋整個林區。林場通常安排一對夫妻共同在望火樓上班。趙福洲和陳秀玲結婚不久,領導就找到他,問他愿不愿意去望火樓工作。他作為“林二代”,覺得自己到了該出力的時候,一口答應。

趙福洲出生在塞罕壩,父親從塞罕壩機械林場建場起,就跟樹苗一起扎根在這兒。趙福洲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守護好林場”。初中畢業后,他在林場附近找了份工作。1982年,林場缺一線工人,他轉工加入,成為林場的一員。

他跟陳秀玲提了去望火樓的想法,陳秀玲問:“有住的嗎?有吃的嗎?”他答:“有,都有。”“那時候我就想有個家,有吃有住,都有那就去。”陳秀玲回憶。

場里雇了小牛車,拉著新婚夫婦和一卷行禮,一大早顛簸著上了路,花了大半天,才到海拔1700米的天橋梁望火樓。陳秀玲看到眼前的景象差點哭了出來,住處僅是兩間磚樓,一間用于工作,一間住宿,里面鍋臺連著炕。跟她想象的家完全不同。周圍是剛成型、還沒人高的人工林,四野無人,入夜霜凍,只能與愛人、星月、狼嚎、深林為伴。

日子全靠挨。望火樓不通水,冬天要喝水,只能去雪林里扒拉些雪和冰,放進水桶里,大火煮化,用紗布過濾一次,淘去泥沙,放進缸里存著。夏天得去河溝挑水,最近的河溝在梁下五里。挑時只裝半桶,滿了上下坡會顛出來。遇上暴雨,山路泥濘沒法走,渴了只能硬扛。“那會兒喝水跟喝油似的。用了舍不得倒,都往盆里擱著,他先洗臉,洗完這個水我再洗。”陳秀玲回憶。

等條件好了些,林場改為消防車從山下送水到山上,再用簡易的水窖儲水,一車水吃一年。后來改為春秋防火期各送水一次。這樣一直持續到2015年,直到樓里通了水。

最初,樓里沒電。點蠟燭是望火樓唯一的照明方式。后來,林場安裝了一塊太陽能板,但只能提供三四小時的電。直到近十年才好起來。

夏天,暴雨常常光顧,閃電在夜空劃拉,巨雷在頭頂炸響。趙福洲和陳秀玲擠在床中間,這是屋子里唯一的木頭制品,不導電。冬天,暴雪連綿,出門一走,雪積到腰線。還有狂風,一年一場風,年頭到年終。

寂寞是生活的主旋律。望火樓方圓幾十里,十天半個月都不會出現一個人。偶爾有人經過,陳秀玲和趙福洲會本能地心驚膽戰——由此可想見兩人在文和友的人潮中擠來擠去的心情。

長期與外界隔絕,讓瞭望員與人交流的能力受到影響。一位瞭望員的妻子回憶,丈夫去壩下圍場縣城參加同學聚會,站在路邊看著斑馬線,愣是不敢過。同學們見了面談天說地,他一句話也插不上。

與外界的唯一聯系是工作用的火情報告電話,通過它可與林場防火指揮部聯系,也能與另外幾個望火樓相互問候。他們因此熟知彼此的聲音。一次,趙福洲在縣城,經過一位瞭望員的家,他進門打招呼,對方說:“你是誰?我不認識你。”等趙福洲自我介紹了他才一拍大腿:“哎呀這不趙大哥嗎!”拉著他吃了一頓飯。他們通話十年,第一次見面。

最開始,陳秀玲和趙福洲還會吵吵嘴,久了就吵不起來了。“有時候也生氣,生氣了我不吱聲了,他就忍不住了。沒人跟他說話,他就控制不住自個兒。”陳秀玲說。

陳秀玲在望火樓懷上了第一個孩子。懷孕7個月時,她不慎摔跤,花了13個小時才被送到醫院。孩子早產。趙福洲匆匆忙忙出去買奶粉,回來醫生告訴他:孩子沒了。“就活了一天。”

幾年后,陳秀玲懷上第二個孩子,醫生建議別再在上面吃雪水,高海拔也不利于胎兒的成長。兩人才申請下了樓。

在望火樓那五年,陳秀玲最大的遺憾是父母去世時自己不在他們身邊。她是家里的老幺,父母最疼她。父母在同一年走了,等到她第二年過年回公公婆婆家才聽說了這件事。她回娘家只能步行,走了半天才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父母墳上祭拜。上了香,回了家,姐姐告訴她,村里規矩,父母第一年走不能合葬,所以母親葬在另一個地方。又帶著她去祭拜母親。最后回家時天色已晚,第二天一早她又匆匆回了望火樓。“在這地方再苦再累我都沒有后悔,但就這件事兒,是我最大的遺憾。”這段經歷,陳秀玲講一次哭一次。

2006年,望火樓缺人,時任場長又想起了趙福洲。趙福洲和陳秀玲再次當起了瞭望員。這時候樹已經長得挺拔茂密,看下去像一片海,望火樓也因此改名“望海樓”。望海樓已經從原來的小磚房改成了三層閣樓,后因林木持續長高,又加蓋成五層閣樓,單層面積不足十平米。一樓作客廳用。往里走是廚房,樓梯處堆放雜物。二樓是臥室,床就在窗邊。工作室在五樓,擺著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擺滿了記錄文件,還放著一個望遠鏡、一部電話。防火期內(春季防火期從每年的3月15日到6月15日,秋季防火期從9月15日到12月15日),早上6點到晚上9點,趙福洲和陳秀玲需要每隔15分鐘匯報一次情況,晚上9點到次日早上6點,一個小時匯報一次。

昔日的茫茫荒原?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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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責任重于泰山

多年的望海樓生活已經將趙福洲的生物鐘訓練得十分精準。早上4點30,他睜開了眼睛。按照平日的習慣,他該洗漱、吃早餐,再爬到5樓,拿起望遠鏡,6點準時開始新一天的工作。此時身在長沙,望海樓在千里以北,他拉開窗簾,視線指向南方。酒店房間在23樓,視野如同望火樓看出去一樣無邊際,只是林海換成了樓房和車道。夏天的塞罕壩,這時已天光大白。而長沙還未破曉,他只看到一片陰沉。等到5點多,光才從東邊撕開一道口子。

出來不過兩天,他們一家已經開始懷念塞罕壩。塞罕壩的菜不辣,塞罕壩沒這么熱,塞罕壩的天更藍,白云好大一朵,比這兒低。塞罕壩有百萬畝林海,風一吹,樹浪翻涌。城市里都是房子,風吹不動。

趙福洲眼睛好,60年如一日,看手機的時候得湊近,但一上崗,眼睛就能精準掃視至少方圓15公里的范圍。加上望遠鏡,這個距離可以擴展到50公里。塞罕壩的9座望海樓,均位于壩上制高點。各自視野里的50公里交疊,覆蓋了整個塞罕壩。望海樓是防火的一道重要樞紐,被稱為“塞罕壩的眼睛”。

2019年,四川涼山立爾村發生森林火災,老兩口在電視上看到,趙叔心有戚戚,眼眶紅紅。陳說,看逝者的照片,都是十八九歲的小伙子。“你說這么年輕的孩子,為了保護國家財產,犧牲在這了……”她說,“老趙,你在上面你給我好好弄,咱們兒子還在隊里,你一定要看好!”

1980年代趙東楊出生時,趙福洲和陳秀玲已經申請到了卡站工作,負責檢查進山的車輛。盡管離人煙近了一些,但孤獨仍然是生活的日常。趙東楊沒有同齡玩伴,只能和蟲子、花鳥、樹林交流,直到3歲還不會說話。父母回憶,他很機靈,聽到風聲、鳥鳴或看到有車子經過都會興奮地招手。為了讓趙東楊受到更好的教育,趙福洲和陳秀玲將他委托給圍場縣的親戚照顧。九年義務教育在趙東楊的印象里是不斷換地方住、不斷轉學、不斷留級,初中畢業時,他比同班同學大了三四歲。

初中畢業后,趙東楊參了軍。在他印象中,與家人為數不多的相處里,都有塞罕壩林場的身影。要么是小時候爺爺拿著干糧和水壺,穿上制服早早出門,天黑了再回來。問就是去植樹了。要么是偶爾見父母一面,見面父親常說:“你生在林子里,將來也要回到林子里。”回到塞罕壩一直是家人對趙東楊的期望。因此,退伍后他加入塞罕壩森林消防大隊,成為了一名撲火隊員。上崗前一天,父親對他說:你爺爺種樹,你爸爸守林,你就要護林。

趙東楊在消防大隊工作了15年,消防隊每天都要訓練,一直保持戰備狀態。盡管回到了塞罕壩,但他和父母相處的時間沒有變多。他在壩上成了家,有兩個兒子,妻子在家專職照顧。每個月他最多回家兩趟,還得是遇上連日大雨、防火壓力輕了,才能換個班回家。

2021年,35歲的趙東楊轉崗成為一名護林員,在父母的林區工作,每天中午能去望海樓一家人一起吃頓飯。與消防隊員相比,護林員沒那么緊張,但防火依然是重中之重。他每天都要在自己的十公里轄區內巡查,同時對過往行人、車輛進行火種檢查和防火宣傳。巡查時,著重關注地上有沒有火源或可能成為火源的物品,如碎掉的玻璃瓶(可能聚焦折射引燃)、沒熄滅的煙頭、干草等等。

蟲害、鼠害的監測也是工作內容之一。冬天大雪把樹根埋住,如果有一圈露出來,那一定是老鼠把樹根啃了,這棵樹就廢了。

為了讓樹林更好地生長,塞罕壩植被下面的樹枝通常會修剪,同時也方便護林員巡視——往林子里看,地上有什么盡收眼底。

高位修枝

2021年8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塞罕壩機械林場時,再三叮囑:防火責任重于泰山,要處理好防火和旅游的關系,堅持安全第一,切實把半個多世紀接續奮斗的重要成果撫育好、管理好、保障好。

在下一個防火期,塞罕壩開始“全員防火”,每天早上6點準時到達各個點位,一直到下午5點。林區的各條公路邊,樹林大多由鐵柵欄與公路隔開,防止游人進入。路上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一張立牌,上書“防火責任重于泰山”,隨處提醒林區游客和作業人員防火的重要性。各個路口均有防火人員。林場深化了森林草原防火網格化管理,實現了“路口有人把、線上有人巡、站點常年查”的火源管理長效機制。

山里散落的墳頭是營區防火期監控的重點區域。以趙東楊一家所在的大喚起分場林地為例,共有468個墳頭,每年一進臘月,當地有太陽初升至中午時段上墳燒紙的習俗。每一個墳頭都是一個火災隱患點。遇上附近村莊的居民辦白事,護林員還要現場監督,防止野外用火。趙東楊因此熟知了自己轄區內每一個墳頭的位置。

塞罕壩在防火上下的功夫不止于此。除去望海樓瞭望員、護林員和消防隊員,還有“火災預警監測網、生態安全隔離網、防火隔離帶阻隔網”三大防護網。由11顆衛星、43個攝像頭、7個探火雷達和一支無人機中隊組成的智能防火監測體系也開始發揮作用。“塞罕壩已經成了人防物防技防相結合的全天候、全方位、立體火情監控網絡。”陳智卿說。2021年11月1日,《塞罕壩森林草原防火條例》正式施行。

34歲的張偉是無人機中隊的一員。2019年,林場決定成立無人機中隊,他成了第一批拿證的成員之一。“這種高空作業的工具,對防火有很大幫助。森林走進去要很長時間,無人機可以很快飛到深處探測情況。”

張偉比趙東楊小兩歲,他也是一名“林三代”,也經歷了當兵、退伍、回林場工作的過程。他倆說,這是林場孩子的一條常見的生活軌跡。他的父親在營林區工作,小時候他跟著父親上過山,走了一半他就不肯走了,“走半天誰也沒有,啥也沒有,以后就再沒去過。”張偉回憶。也是那次經歷,讓他知道了父親的辛苦,也體會到了爺爺那輩人老是說的“苦日子”。他一直想回林場工作,“回家上班多好,我在這兒長大的,一草一木都熟悉,所有人都熟悉。”張偉說。2008年,他成了一名消防隊員。工作內容和轉崗前的趙東楊相似。

他喜歡新鮮事物,得知要成立無人機中隊的消息,馬上就去報了名。現在,無人機中隊共有三名隊員、六臺無人機。無人機在防火中的用途很多,觀察火情,測量風向、風速,還可以搭載滅火彈輔助滅火,還有日常的巡護監測,特別是假期、清明祭祀等時間段,都要前往各個重點區域的馬路邊、空地上執行全天的防火飛行任務。還有防火宣傳工作,在重點防火時期,無人機下面搭載喇叭到人流大的地方宣傳防火知識。張偉正在試驗無人機還有什么功能可與林區工作結合,以便充分發揮科技的力量。

塞罕壩廣場,一個孩子從“慶祝建場60周年”的宣傳標語前跑過?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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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女上壩

78歲的陳彥嫻身子骨挺硬朗,白天在小區內走個幾圈,晚上去廣場上領舞,她家住四樓,樓梯爬完一口氣不喘。她已經在林場生活了58年,退休后住在林場為職工建的小區“塞罕家園”。家里客廳擺了好幾盆綠植,一株茂盛的綠蘿纏繞著客廳的房梁,裹出一道綠簾,下方是一缸金魚。她喜歡綠色,熱愛生機,這是她晚年興致所在,亦是她年輕歲月的投影。“林一代”們退休多年,大多仍居住在林場附近,默默觀望著塞罕壩林海。

塞罕壩林場聲名鵲起后,重要場合幾乎都有她的身影:作為一代職工的代表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接見、參加了聯合國“地球衛士獎”的頒獎典禮、參加了2017年“感動中國”頒獎典禮……

78歲的陳彥嫻每天爬樓梯,面不改色氣不喘?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

1964年,她讀高三,和同宿舍的五位同學討論未來。臨近畢業,她們想響應黨的號召下鄉鍛煉。

當時,天津寶坻縣的邢燕子回鄉務農,發奮改變家鄉的面貌,和農民打成一片,組織了“邢燕子突擊隊”。因為成績突出,先后5次受到毛澤東接見,13次受到周恩來接見。《人民日報》《河北日報》《中國青年》等報刊紛紛報道。侯雋在高中畢業時放棄高考,主動前往寶坻縣落戶,立志做一個社會主義新型農民。她的故事被《人民日報》報道,家喻戶曉。兩個女孩成為當時年輕人的精神坐標和勞模典型。

因為她們的影響,陳彥嫻與室友們也想投身建設祖國的事業。時任塞罕壩機械林場場長劉文仕是陳彥嫻的鄰居。她聽父親提過,林場剛成立不久,需要人手。她們開始向往這個從未去過的地方。陳彥嫻被姑娘們推選出來主筆,給劉文仕寫了一封自薦信:“到廣闊天地去植樹造林……我們堅信人定勝天……為祖國建設奉獻我們的青春……”一個月后,回信來了:塞罕壩歡迎這樣的熱血女青年。

家長們知道后集體反對,一心想把她們攔下來,都失敗了。學校的老師們大力鼓勵,為她們開了一場歡送會。《承德日報》為她們做了專題報道,承德市還傳唱著一首歌《六女堅決要上壩》:六女堅決要上壩,嘿喲嘿,要上壩!哪怕它,冰天雪地風沙大,哪怕它,深山密林無人家。六女堅決要上壩……

夏末,六個女孩坐上了林場派來的敞篷大卡車。一路越走越荒涼,越走人煙越稀少。坐了兩天車,她們才從承德到了圍場縣。陳彥嫻回憶,當時圍場縣只有一條街,街上很多牲畜的糞便,暴雨后,地上的水與糞便相融,氣味長存。第三天一早,她們又坐上了大卡車,下午3點才到林場總部。一下車,北風打過來,就像在冬天。

時任塞罕壩機械林場黨委書記王尚海和場長劉文仕來接風,陪她們吃了第一頓飯。當時壩上物資緊張,待客的最高禮遇也不過是黑面烙餅。平時則多是苦粒(用榆錢、槐花或馬齒莧等拌上面粉蒸著吃,作為干糧充饑)和莜面。市里來的女孩子吃不慣,皺著眉頭,咽不下去。

飯后,她們被分配到了千層板林場,做基礎工作。在陳彥嫻原本的設想中,上壩以后可以像當時全國聞名的女拖拉機手梁軍一樣,駕駛拖拉機為祖國建設奉獻青春。而實際等待她們的第一份工作是倒大糞。接著,她們被分到了苗圃育苗。陳彥嫻找到劉文仕,表達了自己想開拖拉機的想法,劉文仕告訴她:開拖拉機要到營林區、作業區,那邊條件比場部差很多,只能住窩棚,還都是男的,女孩去不方便。而且育苗很重要,育出的每一棵苗子,都要栽到山上去,育苗好壞影響到造林的成活率。陳彥嫻聽后,服從了分配。

育苗需要掌握整地、做床、催芽、播種等工序。她們人手一本技術手冊,上面寫有每一道工序的技術標準。幾個城市長大的女孩第一次接觸真實的林地生活,才知道原來苗圃也分好幾個工種,有育苗的、有換床的……工序看著簡單,做起來卻有很多細節。當時樹種稀缺,價格高昂,有的從東北運來,有的從國外買回來。為了確保每一粒種子都物盡其用,必須嚴格按照技術手冊操作,為其提供最適宜的成長環境。

第一次整地時,六個女孩興致勃勃做完了,技術員一看,告訴她們不合格。六人不服氣,直到技術員拿出水平儀,顯示她們整的地確實凹凸不平。如果不平,會影響接下來育苗的效率。她們找了一塊空地來回練,直到檢查通過,才開始下一步“做床”的學習。“這是最簡單的勞動,但其實也有技術。不是我們想象的,把泥巴挖出來、撒種子,樹就長起來了。”

六女上壩? 圖/受訪者提供

在陳彥嫻印象中,壩上條件十分艱苦。房屋不夠住,很多人住在倉庫、馬棚、窩棚里。冬季氣溫零下四十多度,大風一刮,白雪漫天,呼吸困難,人站在對面都看不見。積雪堆到膝蓋高,每走一步都要用盡力氣,身上的羊皮襖也擋不住寒冷,褲子都結了冰。干活渴了就抓一把雪吃,晚上點著煤油燈,吃碗莜面苦粒配咸菜疙瘩。在苗圃工作,一坐就是一天,“我們特別認真,人家說要100棵,那就必須保證100棵。”陳彥嫻說。

“我剛看到荒原的時候,也很困惑:這里能種樹嗎?為什么我們一代人能夠造出百萬林海?其實就是有一個信念。認準了一件事就干到底。這是我們一生的收獲。當時我們非常天真爛漫,不知道社會是什么樣子。來到塞罕壩以后,這個大集體教會我們很多。為什么這個集體能夠團結,在這么艱苦的環境下,把小樹一棵一棵栽活?那會老說信念、理想,我們的信念和理想是啥?把塞罕壩荒原變成綠色。當我們每看到一棵樹活了,就想不到艱苦和困難,只覺得高興,這是我們的成果,這一年沒有白干。”陳彥嫻說。“那會兒人的思想也特別的單純,黨讓你在這塊干什么,就一心一意地去干,而且要把它干好,不論碰到什么困難,都要在這片土地上完成黨交給我們的任務。”

她在苗圃工作到1970年。壩上的小孩越來越多,林場辦了一所子弟小學,她被調去教文體。她教孩子們跳課間操,每年組織開運動會,“那時候孩子、家屬們都不知道什么是運動會,他們沒見過。文藝活動也沒有。我就組織,豐富學生們的業余生活。”陳彥嫻回憶。

隨后,她又輾轉統計、會計、行政、工會主席等多個崗位,一直到1999年退休。

在一次林場的節目演出中,陳彥嫻所在的老干部科出了詩朗誦節目,把塞罕壩一代的故事寫成了詩。時任場長劉春延對她印象深刻,說她聲音洪亮、朗誦有感情、講述很動人。后來,塞罕壩林場要組建一個宣講團隊去演講,劉春延想起了她。她按要求寫了一份演講稿,講述一代塞罕壩務林人的經歷,在場的人聽了直流眼淚。后來,她又拿著這份講稿去了人民大會堂演講,后又走上了聯合國的領獎臺。

2017年,在肯尼亞內羅畢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總部,白發蒼蒼的她對著世界各地的官員、環保人士說:“許多像塞罕壩一樣的綠色奇跡,正在讓古老的中國更加生機盎然……越來越多的綠色鋪滿大地。我們相信,種下綠色,就能收獲美麗,種下希望,就能收獲未來……”

職工技能競賽,使用羅盤儀測距的參賽選手?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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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上的每一棵樹都跟我有關”

83歲的任仲元耳朵不如從前靈光,聽到問題,有時會反問一句:“你說什么?”有時自顧自答開了,當年林場的故事一個個冒出來。他老家在天津塘沽,一口天津腔,聽起來像在講快板。他鐘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聊到興奮處,用俄語背出保爾·柯察金的名句:“奧斯特洛夫斯基說過,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當他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進行的斗爭。’”他多次激動地說:“這里每一棵樹都跟我有關!”——這也是一代務林員共同的心聲。

任仲元老人,有著一張成就大業的不凡面孔?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

直到現在,任仲元仍然認為自己來到林場是“天命所歸”。1959年,任仲元畢業于河北工業大學機械制造專業,本想去第一汽車制造廠或第二汽車制造廠造汽車,卻被分配到承德市技術工業學校當老師。兩年過去,學校停辦,他到了承德市工具廠工作。1963年5月,他還沒安穩多久,又收到通知:調去塞罕壩機械林場。他沒聽過塞罕壩,也不知道自己去林場做什么。廠長告訴他:塞罕壩機械林場有“機械”,你學機械制造的,就你了。

他到了圍場縣,找到了去塞罕壩林場的卡車,跟著上了山。時值初夏,壩上卻仍有積雪。到林場后,已經過了下午兩點。總場食堂做飯的田師傅知道他是新到林場上班的小青年,特意給他煮了點面條,配上一小盤腌野韭菜,他還等著上鹵子,可田師傅說沒有。剛吃了幾口,生產隊的隊長就進來了。他聽說場里來了個“任師傅”,會修機器。播種機正在播種,軸承壞了。他來請任師傅去修。任仲元放下碗就走了,一直修到晚上。

塞罕壩機械林場總場辦公樓?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

任仲元到壩上沒多久,就趕上建場以來的最大危機。1962年春天,林場種植了1000畝樹苗,到了秋天,成活率不足5%。1963年春,種植了1240畝,成活率不足8%。塞罕壩機械林場要解散“下馬”的消息瘋傳。壩上流傳著一首詩:“天低云淡,壩上塞罕,一夜風雪滿山川。兩年栽樹全枯死,壯志難酬,不如壩下換新天。”

1963年冬天,張家口林業干部學校畢業的孟繼芝被分配到林場,作業時,在大雪中與同伴走散。趕來救助的人發現他時,他已凍僵,在被搶救醒轉后,雙腿開始變黑。救援人員連夜將他送至天津的醫院,醫生診斷他兩腿已經完全壞死,必須馬上截肢,不然有血液感染的風險。此事發生后,塞罕壩更加人心惶惶。

此時,時任林場黨委書記王尚海、場長劉文仕、副場長張啟恩和王福明紛紛回家,將自己的家人、行李全都帶到了塞罕壩。此前,王尚海是承德市林業局局長,一家人住在承德市一棟小樓里。張啟恩是北京大學農學院林學系畢業生,此前在林業部造林司擔任工程師。妻子張國秀是他的大學同學,在中國林科院植物遺傳研究所工作。據資料記載,一次討論會上,王尚海說:“已經兩年了,我們還沒有摸到造林的竅門……這些謠言不是空穴來風,正說明了大家對當前情況的擔心……作為場領導,主要責任在我們,要剎住‘下馬’的傳言,主要責任也在我們……我建議,咱們幾個都把家人接過來,讓大家看到,咱們幾個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地要在塞罕壩上種滿樹。”

這一舉動果然讓全場職工振奮了精神。此時,1964年的春種即將開始。任仲元回憶,那時林場幾乎每天都在開會。總場開大會、分場開中會、科室開小會,翻來覆去討論樹為什么養不活。討論會氣氛凝重,說著說著就吵起來,王尚海急得拍桌子,挨個點名各個工種,讓他們分析問題在哪里。

任仲元沒有參與前兩次植樹,是唯一一個不用被點名分析問題的職工。他聽來聽去,覺得人沒有問題,工序沒有問題,樹苗沒有問題,會不會是機器有問題?有了這一想法后,他趁著白天不干活的時間,讓人領他去機器停放的廣場,研究它的尺寸、傳動鏈和傳動系統,計算行走過程,發現這幾臺蘇聯引進的植樹機沒有問題。他想,會不會與地形有關?

資料圖片,在塞罕壩機械林場,苗圃工人給松樹苗澆水? 圖/新華社記者 佟德印

同一時期,王尚海帶領幾名中層干部和技術骨干,騎著馬,花了十多天,跑遍一千平方公里的山嶺,深度調研塞罕壩的自然狀況,分析造林失敗的原因。調研發現,壩上殘存的天然落葉松生長良好,有不少直徑一米以上的老伐根,落葉松比較適合目前壩上的生長環境。

同時,他與團隊看上了位于總場五公里處的馬蹄坑,這里東、西、北三面環山,翹尾河從南面流過,面積超過760畝,形似馬蹄。這里能遮風避沙,地勢相對平緩,土壤相對肥沃,是當時最適合造林的地點。

在王尚海調研期間,劉文仕、張啟恩與技術人員分析每個環節可改進的空間。他們發現,前兩年用的苗木多從東北地區運來,長途跋涉后容易失水、傷熱,很難適應塞罕壩的大風、干燥和寒冷。他們需要自己育苗,于是建立了苗圃。

在張啟恩的嘗試下,高原地區首次取得全光育苗成功,摸索出培育“大胡子、矮胖子”優質壯苗的技術要領——也就是陳彥嫻她們收到的技術手冊。“矮胖子”苗子敦實,“大胡子”須根發達,都適配塞罕壩的生長環境。

技術員和種植員改進了此前沿用的蘇聯制造機械和克羅索夫植苗鍬,創造了“三鍬半”的植苗方法:第一鍬,直立,先往里晃動一下,松土后將苗放進去。第二鍬填埋,先往里再往外。第三鍬壓土。最后半鍬讓土更結實。

春播時節到了,“馬蹄坑會戰”正式打響。林場傾盡全力,全員造林。翹尾河北岸支起了一整排帳篷,所有人干得熱火朝天。任仲文本來在修機器,也被拉著去造林。他不會具體的技術,同樣不會技術的人被安排去運苗子、運水,只有他被安排去踩實:跟在機器后面,哪一棵苗種歪了就擺正,埋得淺了就挖深。

他跟在機器后面仔細觀察,此前的猜想得到證實:在蘇聯,機器主要用于平地播種。塞罕壩地勢起伏,在平地上走的時候,行走輪、開口器、震壓輪、牽引點這四個點挺平穩的,深淺也合適,震壓也合適,苗也不歪,稍微有點坡的時候,它就表現出來了,種下的樹東倒西歪。他將這一發現告訴領導,林場決定改進植苗方法,把栽歪的苗人工扶正,重新培土,逐一踩實。經過一個月的奮戰,馬蹄坑種上了落葉松。

7月初,馬蹄坑調查成活率報告出爐,平均成活率在95%以上。“馬蹄坑會戰”成功了。任仲元激動到流淚,借了匹馬往塞罕壩跑。馬蹄坑成為一代務林人的共同記憶,1980年代末王尚海離世,家人按照他的遺愿將他的骨灰撒在了馬蹄坑營林區。這里也被命名為“尚海紀念林”。

塞罕壩展館內,講解員在分享各自的經驗。展板上是塞罕壩林場第一任黨委書記王尚海。遵從他的遺愿,他的骨灰撒在了塞罕壩林場?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

“馬蹄坑會戰”結束后,任仲文開始改造植樹機,“這臺機器水土不服,我想給它弄服咯。”任仲元說。他設計了圖紙,和修理工、電焊工、車工一起改造,在不同的丘陵地實驗,終于研發出適合塞罕壩地形的植樹機。在新機器的幫助下,植樹效率大幅提高,每天造林超過2000畝,最多時一年造林達到8萬畝。成活率提高后,苗株距離也增加了,投苗量由原來的一畝地666棵減少到333棵,省下了大量生產成本。“這件事情對我教育意義很大,我本以為自己是機械制造業學生,對林場不會做出什么了不起的貢獻,但我就做出來了。我可以不夸張地說,壩上每一棵樹都跟我有關。”任仲元說,“這個過程乍一看都是偶然,我調過來是偶然,我想到機器有問題是偶然,我被分去踏實是偶然,但這些偶然湊在一塊,就是一種必然。我以前覺得這是種天意,現在覺得這是黨的召喚!這個事業就需要我來干這個事。當時我就感覺塞罕壩機械林場是個不簡單的地方。我決定扎根在這兒了。”

2016年4月13日,塞罕壩機械林場工人在石質陽坡上造林? 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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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開始的地方

任仲元在林場當了一輩子工程師,發明和發現無數:他會俄語,建場初期,有許多林業、農業機器都從蘇聯等地進口,有蘇聯進口的植樹機、汽車、機體、聯合收割機,匈牙利產的413拖拉機和波蘭產的烏爾蘇斯輪式拖拉機、中耕除草機等,說明書和圖紙全是俄文。他晚上點著煤油燈,經過幾個月的時間,翻譯了手中的五至六本俄文技術文件,作為工人作業的參考資料。他設計過五噸的吊車,用于林場重物作業。修理過發電機組,為順利播種提供動力。老伴說,任仲元從來停不下來,一看到什么可以改進的就埋頭往里鉆。哪怕因家里成分不好,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沒有放下過手中的活計。

“黨已經給我們指出路了——造林。沒有第二條路。我就這一種思想。那時候我們的畢業生都講究專業對口,什么叫專業對口?我來塞罕壩,從名義上看不是專業對口,可是我服從黨的領導,服從黨的召喚,我干好黨指示給我的工作,那就是最大的專業對口,就能做出最大的貢獻。我小小的一個人有什么能耐?如果我自個這些能力不融入到黨的事業中,啥也不是,現在很多媒體訪問我,我好像成為一個英雄了,我不是英雄。我總覺著國家培養我,灌了我那么些墨水,要不吐出來,都爛在肚子里,那是很可悲很可恥的一件事。所以只要有機會我就得吐出點來。”任仲文說。

1999年,他退休后回天津老家住了幾年,但心里總是空蕩蕩的。“都說落葉歸根,在天津我才知道,我的根早扎在了塞罕壩。”

類似的想法在一代、二代務林人中幾乎成為一種共識。趙福洲2021年已經退休,受到林場返聘,又回到望海樓工作。“領導相信我,讓我留這兒。說我作為一個老瞭望員,經驗多一點,觀察力強一點。我拿出100%的經歷,繼續堅守。”趙福洲說。他現在想找到一個合適的接班人,在他干不動之后繼承這份工作。

隨著第三代務林人逐漸成為林場建設的主力軍,一些新的理念與技術也開始為塞罕壩建設助力。

2014年,時辰通過考試進入塞罕壩機械林場,現在已經是林場陰河分場副場長。他爺爺是1962年來的第一批務林人之一,父親也在林場工作。時辰從大學市場營銷專業畢業后,曾在太原工作過一段時間。在家人的建議下,他決定回到塞罕壩工作。他從一線護林員開始,參與過一線坡地植樹、營林造林等工作,并讀了河北農業大學林業專業的在職研究生,加強專業能力。現在,32歲的時辰是塞罕壩青年中層干部的代表,屬于攻堅造林的核心人員,他還參與了塞罕壩碳匯交易的工作,積極推動塞罕壩新能源領域的發展。

在工作中,他常常聽到來參觀的人對伐木的不理解。“很多人一聽植樹造林就覺得好,聽到采伐就覺得不好,其實不是。撫育間伐的原則就是留優去劣,兼顧均勻。經過嚴格的測算,去掉相對劣勢的樹木,能給優質樹木生長留出空間。采伐的同時也在植樹,能夠保證森林的數量,不是采伐林子就不好。”時辰說。

他認為,現在到了護林階段,如何守護好林場同樣重要。林場帶他的老師在一次同學會上被同學揶揄:“你看林業幾十年了,還是這些成果。”老師當時沒說什么,但事后很生氣,“他想說你吃了幾十年飯你不還是用嘴吃嗎?”時辰回憶,“林業確實沒有特別革命性的成果,不像蒸汽到燃油這樣的跨越。但是林業就是一個緩慢的行業,像針葉林,從栽種到長成需要五六十年,一個人能有幾個五六十年呢?所以林業更需要堅守。”

“第一代把林子給你造好了,第二代我給你護好了,現在第三代要不給人繼續弄好了,我感覺有點壓力,就是‘壓力山大’。老一輩是付出了一輩子才有了這片森林,到現在60年沒有著過火了,輪到我們第三代來看守著,如果我們第三代出現任何一個問題,感覺對不起他們。”張偉說。

“其實我挺希望我兒子也能在林場上班。他們還來建設這一塊,也是一個美好話題,是吧?一代、二代、三代、四代,甚至五代六代。”趙東楊說。張偉附議,他從沒想過自己的兒子干別的。“我們在這兒工作,本身也是一種傳承。”時辰說。

他們唯一擔心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這也是現任場長陳智卿關注的重點之一。“現在職工生病得不到很好的醫療保障,老人沒有很好的醫療條件,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冬天依然是零下40度的極端溫度,一年仍有很大的風,一線人員依然非常孤獨。現在林子建起來了,防火責任重于泰山,‘林三代’肩負的責任更大了。”陳智卿說,“我們進行了很多硬件設施和基礎設施的改進,為大家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現在雖然沒有一代二代那么艱難,但我們仍處在艱苦創業的氛圍中。但我認為這也是塞罕壩的底色,一代代繼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塞罕壩機械林場中,除了幾座望海樓,就數“點兵臺”風景最好。站在臺頂眺望,是茂密而深深淺淺的綠。塞罕壩是蒙漢合璧語,意為“美麗的高嶺”,60年前,曾是一望無垠的荒漠,每個圍場縣的人都會一句詩:“黃沙遮天日,飛鳥無棲樹。”如今,這里有著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林,115萬畝綠色奇跡。

離開前,我們開車一路向北,試圖丈量塞罕壩的邊際。路上,我們與牦牛、奶牛、羊群、飛鳥相遇,兩排樹林徐徐展開,高山洼地皆是林海。進入紅松洼后,地貌變成了草原。層巒山脈染上草地的青綠,比高聳、挺拔的松林溫厚了不少。道路由石塊鋪成,中間留有縫隙,以應對酷暑寒冬的熱脹冷縮。當地老人回憶,這都是人工一塊塊背來鋪就的。

在石塊路的盡頭,平緩的草原上挺立著一顆松樹,軀干裂成兩半。林場的老人說,這棵樹已經有超過200年樹齡。樹身纏有人們祈福的絲巾,上面書寫著愿望。樹前立有一小方祠堂,供有地藏王菩薩。旁邊寫著“地藏祈福廟”,“祈愿我境雨順谷豐無憂災禍,百姓家庭富足和睦……恪守國法家規,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樹后亦有一祠,供有一只金蟾。據歷史記載,康熙皇帝在木蘭圍場秋狝,風雨大作,一只三腿金蟾出現,他封之為“塞北佛”,云消雨散。

風中的“一棵松”,據說樹齡超過200年?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

61年前,時任國家林業部國營林場管理總局副局長劉琨和幾名考察隊員在塞罕壩走了三天三夜,終于在塞罕壩與赤峰的交界處看到了這棵松樹在茫茫荒原中傲然挺立。他激動地沖上去,撫摸,查看,差點流下淚來。這顆樹的存在,證明了塞罕壩種樹成功的可能性。次年,塞罕壩機械林場正式成立。這棵樹被當地人奉為“功勛樹”。

這是塞罕壩故事的開始。

(參考資料:《美麗塞罕壩》《綠色奇跡塞罕壩》《塞罕壩森林:可持續經營技術與管理》《彈奏塞罕壩的歌》《人間奇跡塞罕壩》《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塞罕壩精神》《綠色明珠塞罕壩》《塞罕壩的傳奇(河北塞罕壩林場先進群體)/最美奮斗者品德教育系列》等。實習記者楊皓輝對本文亦有貢獻。感謝尹成毅、魯艷在采訪中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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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2022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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