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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館里的農民工往事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韓茹雪 實習記者賀偉彧 日期: 2022-07-25

從那幾千份牛皮紙包好的農民工案件材料中,能看到法治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探索前進。

周立太在檔案館?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辦公室里掛著的合影首先引人注意,其中一張是主人周立太和時任德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的合影,攝于2008年。即便來者不知道這位面生的德國副總理,主人周立太想傳遞的影響力也不言自明,這棟兩層的律師事務所的裝潢處處像這樣體現著“周立太”色彩。
5月11日采訪的這天上午,一個背著紅色雙肩包、上了年紀的婦女來到這里,她從每一階都貼著“周立太律師事務所”標識的臺階扶墻而上,穿過兩側印著報道周立太代理案件報紙的走廊,才能來到主人、律師周立太面前,得到一個確定的“婉拒”回復。
周立太代理過幾千例農民工維權相關案件,曾以“文盲律師”的標簽登上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臺,也曾獲得我國司法部授予的“第二屆全國法律援助先進個人”稱號,一度被譽為“民工的保護神”;他也曾狀告諸多沒有支付律師費的農民工當事人,引發社會關于誠信的大討論,并被寫入國家公務員考試的申論題……
周立太的律師事務所有兩層,其中二層盡頭的一間房子被拿來存放那些牛皮紙包裹著的數千份案件資料,那里記錄著他幾十年來代理過的勞工官司,是一個時代的農民工往事。這相當于一個“檔案館”。如今,周立太正籌備在這里申辦個人博物館。
他希望這些檔案能面向公眾開放,讓人群中的故事回到人群中去。不同于一般的律師事務所,這里充滿個人記錄的色彩,這些案件資料和當年的媒體報道,共同勾勒出屬于農民工的時代圖景。
爭議和漩渦正在遠離周立太,他今年66歲了,頻繁的媒體曝光已是過去式,他所代表的曾經能給人們帶來思考的點在今天不再有被廣泛討論、頻登熱搜的殊榮。只有牛皮紙記錄著的數千人的命運陪在周立太身邊。在光環與爭議之外,我們這次的來訪,更想從這些原始的檔案中,窺見那些時代變遷中的農民工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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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重慶,周立太與時任德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右)、前駐華大使館施明賢(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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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炒股一樣被套上
盛夏時節,周立太要去趕赴一場飯局,請客吃飯的是這場官司的對立方—— 一個公司的老板。他帶了七個斷手的農民工一起去吃,落座后,老板問,怎么帶了這么多斷手的來?
“我沒吃,他們也沒有吃。”周立太回答。
那樣的飯局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的深圳,“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識樹立在蒸蒸日上的特區,來自天南海北的打工人來到這里掙前程,個人命運即將隨著時代浪潮而起伏,不知何時觸上暗礁——在當時,一旦勞工權益受損,很多人不知道該怎么辦。
第一個找上律師周立太的是同鄉。1996年4月,來自開縣(現為重慶市開州區)的徐昌文夫婦在下班路上被一輛貨柜車撞死,交警認定該車負事故主要責任。
家屬找到當時在開縣小有名氣的周立太,請他去深圳代理此案。按照當時的法律規定,這屬于工傷,但在實踐中沒有先例。經過仲裁、民事訴訟等,一年半時間,周立太為當事人爭取到了除交通事故賠償外的工傷賠償,總額35萬余元。這是全國因交通事故引發工傷雙賠的第一案,開了深圳因交通事故獲得工傷賠償的先例。
如同一塊石頭擲入河流,類似勞工官司的漣漪緩慢又必然地蕩開了。很快,買好車票準備返回重慶的周立太再次被攔下,這是他的第二個勞工維權官司——彭剛中案。
彭剛中從四川到深圳的工廠打工,上班時被機器截斷左上臂,但所在廠未給他辦理工傷保險。此前,類似案例的賠償以當時深圳市職工月平均工資679元為計發基數,工廠賠償38000元。當時,彭剛中在老家請了律師,律師認為這樣的依“慣性”賠償的數額,只能勉強支付律師費和差旅費,打官司意義不大。
經朋友介紹,彭剛中找到周立太。周立太認為,彭剛中需要安裝假肢,假肢有一定的使用周期,到期必須更換才能對傷殘的勞動者起到輔助作用,故企業應該支付假肢更換費。
此案歷時兩年多,周立太贏了,彭剛中獲賠178000元,創造了中國工傷賠償假肢更換費一次性支付的先例,這讓周立太在深圳名聲大噪。
“像炒股一樣被套牢。”時隔多年,周立太回憶往事,從他代理第一起勞工案件開始,不容許更多思考,一個接一個案子找上了他,開啟了在這條路上數十年的奔波。
講述這些的時候,周立太坐在他的辦公室里。這里位于重慶市開州區的繁華路段,標志性建筑“四大行”矗立于此,同時菜市場攤販流轉街頭,繁華與市井的交錯,恰如周立太身上矛盾又自成一派的風格。
打那樣的勞工官司,往往是代表弱勢群體,面對更有權力的一方,當時很多律師不愿意接,周立太接。
一個一個官司打下來,周立太打出了自己的影響力。2004年9月,司法部授予他“第二屆全國法律援助先進個人”稱號,同時被表彰的還有時任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欄目主持人撒貝寧。
辦公室的墻壁掛滿了他和一些名人的合照,合照下的他會時不時點起一根煙,滔滔不絕,用帶著鄉音的普通話,或者干脆直接講方言俚語,偶爾夾雜幾句臟話。
兩層的辦公室沒有留白,從樓梯到走廊擺滿周立太這些年的官司展示。他與農民工在一起吃飯、讀書的照片夾雜其間。其中有張黑白照片,周立太站在中心位置,左右各有幾位農民工笑著圍繞在身邊,下面的圖說是,“周立太成了殘疾人×××等人的幸福依靠”。這些帶有舊時領導下鄉風格的照片,讓人仿佛回到當年。
關于那些年的記錄也被原封不動保存著,二層的盡頭就是那間“檔案室”,里面存放著幾千份牛皮紙包好的案件材料,周立太把它們分門別類、做出電子目錄。那里記錄著幾十年來自己經歷的農民工往事——盡管他只有小學二年級文化,至今不會使用拼音敲鍵盤打字,他有心留住了這些窺見過去的窗口。
過去的勞工官司里,斷手、斷肢不足為奇,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操作的規范化,這些年操作工廠機器造成的斷手意外傷害大幅減少,這是讓他覺得欣慰的。他曾經代理過很多工傷案件,想用那些案卷資料和圖片等其他形式,把那些案件“匯集”在一起,算是對逝去歲月的紀念,這些細碎的信息如今只被安放在無人問津的牛皮紙和數千人流散四方的命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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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周立太?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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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律師
與許多律師的常規路徑不同,周立太只上到小學二年級,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法學培訓。但他有天生的律師底色——苦難的童年、執拗的性格和因之生長出的對應然秩序的渴求。
1956年,他出生在重慶開縣的一個村莊,家里祖祖輩輩是農民。七個兄弟姐妹中,周立太排行老二。“反正農民就是干活的,”這是他從小形成的樸素觀念,也在日后和農民工打交道的過程中成為自己獨到的心得體驗。
小時候缺衣少食是尋常事。1974年,18歲的周立太參軍入伍,被分配到西藏當兵。邊疆條件艱苦,但終于吃飽肚子,每個月還有10元錢拿。這樣的安穩持續到1979年,23歲的周立太退伍回家,回到了靠工分生活的日子。
那些貧窮與苦難的痕跡至今仍留在周立太身上,也讓他更加學會如何與類似境遇的農民工打交道。他目前在律所附近租一間不大的房子住,日常生活非常簡單,對物質生活沒有太多追求,但平常的日子里要有點小酒。天氣熱的時候,他會不自覺地在公共場合撩起上衣甩一甩,沒有意識到這有什么不妥。
帶上律所的幾位年輕律師一起吃午飯,周立太在飯桌上滔滔不絕,講述自己的過往與計劃。在嘈雜的餐廳中,看著他激動的神情和揮舞的雙手,其他律師默不作聲、低頭吃飯,并沒有捧場,這像一場2022年的獨角戲。很難想象面前的這個人曾經如何在數千例勞工官司中進退、爭取,最后留下成為“先例”的種種案例。
回到過去,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曾采訪周立太,那時他的律所中有“兄弟伙”,都是他事務所的工作人員,吃住在一起。其中有兩位是斷手的人,臨時可能還有別的斷手農民工來。他們是沒有多少文化的民工,在工傷事故中失去了手臂,周立太代理完他們的案子后,把他們留了下來,做些雜務。
兄弟伙在一起,很有一種大家庭的味道。三十多個人在一起吃飯,擺一桌菜,而不是分餐制。這是周立太為他們設計的“節約模式”。周立太的依據是,兩千多塊錢的工資,在外面租了房子,吃了飯,所剩無幾,自身難保,還打什么官司。
“他們年輕、勤勞,當你在立太律師事務所的沙發上坐下來,立即就會接到一杯茶水,是一只手臂端來的。”那是過去了,他的農民工兄弟們的這種生活方式如今已消失不見。
在周立太個人的命運軌跡中,那些關于擺脫苦難與貧困的探索一直都在,這樣的觸角延伸到后來他代理過的數千例勞工官司中。某種程度上,他和自己代理案件的農民工群體命運相似:他們都出身于草根,都試圖為自己搏一條出路。在那個法治不如當下健全的年代,他們有共同的時代遭遇,他概括為“所有人的時代”。
退伍回家后,周立太不過二十多歲,還有大把的力氣和光陰供他選擇如何度過余生——盡管當時陷于重回原點的苦悶中。他想起自己在部隊看過的一部電影《風暴》,講述了一名律師仗義執言、不畏強權為底層群眾打官司的故事。他決定去做一個法律工作者。
回家不久,周立太就出去跑江湖,到附近的磚瓦廠打工。這期間他辦理了縣圖書館的借書證,還去新華書店買了很多法律相關的書,開始了自學法律。
1986年,第一次全國律師資格統一考試開始。據統計,當年全國共有2.9萬人報名參加考試,最終有1134人成績合格,取得律師資格,周立太是其中之一,從此成為一名有證的執業律師。
半路出家的草根色彩給周立太帶來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他無意深究學理與專業,更關注實務,憑借一腔熱血為他代理的民工振臂高呼;另一方面,他也更懂得如何與農民工打交道,甚至他本身就是一個“農民工”。
在上世紀90年代,周立太以“律師”的身份前去深圳,但因“無錢辦暫住證”,一天夜里治安隊查戶時,他和所有屋里的殘疾人都被帶到治安隊,罰款480元。他還曾在街頭被搶過三次呼機。
他對農民工群體的觀察距離也更近,時隔多年他還記得當時的細節:在老家街頭,能輕易根據包包判斷來人是在哪里打工,背牛仔包的是從珠三角回來的,那里盛產牛仔包;拎拉桿箱的是從上海回來的;拿蛇皮袋的往往來自于湖南湖北的磚瓦廠。
還有關于心理的觀察與把握——有時他會對自己的當事人講臟話,就在電話里,甚至當面指著鼻子說。這在現代規范的代理關系中是不敢想的,但周立太一貫如此。事實證明,當事人并未因此拋棄周立太另擇他人——他們當時除了周立太找不到第二個合適的人——而對權利的無知和性格中的忍耐,讓他們不覺得這有何不妥。
《從底層滾出來:文盲周立太何以名值千萬》一書中,講述了周從草根出身歷經數十年奮斗、代理過萬件勞工權益案件的故事。那是中國上一輩人奮斗勵志的一類樣本。從出身寒門到扶助弱小,周個人的人生脈絡與正在摸索前進的法治歷程緊密聯系。
他身上獨有的 “刁民氣質”最大限度成就了當時要做的事。比如,在彭剛中案中,按照工傷案件中仲裁在先的程序,他找到勞動仲裁部門,對方回復從來不受理這樣的案子。“你從來不受理不等于對我不受理,”周立太去找局長,局長正在五樓開會,周直接走進去,說“局長,有人找”。局長出來了,周說完,局長心里不是滋味,但還是受理了案子。
周立太總結這樣的江湖招數:他不知道我有多大的來頭,叫他出來就出來了。他曾經把為討回律師證而送了兩條煙一事白紙黑字寫進公開的回憶材料中,試問以后還有誰敢收他的禮?有小心思也有真性情,周立太挨過冷眼也受過贊譽,很難從好壞角度簡單評價他的為人,但說到做事,他的“死磕”原則明確——不管用什么方法,把事情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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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官司共處的日子
過萬起案子中,有幾個帶有標志性意義,能看到其中微妙的人性與法治摸索前進的足跡。
1999年8月,周立太代理四川民工劉濤在深圳務工雙臂裁肢案,獲得158萬元的賠償,成為工傷賠償金額全國最高案例。此案提出關于應當賠償精神損失費等主張,被最高人民法院判例選編收錄。
2001年7月30日下午,韓資企業深圳龍崗區坑梓鎮寶洋廠吳雪等56名女工被非法搜身。周立太受托代理,吳雪等人分別獲得4000元的精神補償金,韓國駐華大使館不得不公開發表致歉聲明,中國政府也對韓方發出照會。外資企業該不該尊重他國勞動者的人權,這在當時引起全世界廣泛關注。
同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緊密地參與到全球勞動分工與合作中,“全球化”在世紀之交如火如荼地展開。從這些勞工案件中,能看到當時的法治隨著經濟社會生活的發展不斷探索前進的模樣。
很多這樣的官司在深圳,周立太幾乎駐扎在那里。他和農民工同吃同住在那間藍色的鐵皮房里,且一度連暫住證都沒有,從當時的情況看和農民工的命運并無二致。
但周立太并不是無私的,他也不以此標榜。在彭剛中案中,他們簽署的協議約定,如敗訴,不支付律師費;如勝訴,彭剛中需按照賠償總額減去38000元(周立太代理前工廠給出的賠償金額)后的數額,以30%支付周立太的律師費及差旅費。
這樣的代理屬于風險代理,收取的律師費不算低,風險代理的模式也貫穿此后周立太代理的成千上萬個勞工案件。盡管農民工身處困頓,但除了周立太他們很難找到別人,當時沒有幾個律師愿意賭上自己的職業生涯強出頭到底。而當時周立太已經有了名氣,他以代理“民工官司”聞名,“不贏不給錢”成為這種代理模式的通俗說法。
打贏了也不一定能收到錢。周立太有一個長長的名單,里面密密麻麻記錄了幾百人不付律師費的明細。第一起風險代理就暗喻了此后這種模式的風險,彭剛中拿到賠償后沒有支付律師費,走了。2004年,周立太把其中第161個記錄的劉朝正告上了法庭。
為弱者代言的周律師將矛頭指向了弱者,引來不少質疑。周立太對著中央電視臺的鏡頭發怒,“我既不是他爹,也不是他媽,更不是他爺爺,我是一個律師。律師收代理費正常,不收代理費不正常!”
至今周立太的辦公室仍掛著那樣一幅肖像,是“怒指”他人的不好惹的樣子,仿佛下一秒就要跳起來罵人。回望那個時代,周立太有時忍不住罵罵咧咧,不公平的遭遇太多了,有時來自于強者,有時來自于弱者,有時甚至來自二者的“共識”。
有一次,某地數百名工人因不服工傷保險待遇,找到周立太。他依然采用風險代理方式,訴當地社保局。1997年至1998年,從區法院打到市中級人民法院,最終中級法院二審判決,員工全勝訴、社保局全敗訴。
然而,這個過程此后又重復了一遍,但判決結果截然相反。二審判決后,當地有關部門專門開會決定由當地人大給當地政府作個批復,讓后來社保局作出決定時,以此批復作為依據。社保局未按照原來二審法院判決結果處理,工人們不服,再次提起訴訟,又從區法院打到中級法院。然而,仍是原來二審判決工人勝訴的法官,這次以前述批復為據判決工人們敗訴。? ? ?
2000年,該法院在第四法庭當庭宣判,判決工人們全部敗訴,旁邊是已經為此奔波兩年的律師周立太。宣判后,在場的當事人全部被通知去第五法庭,且不讓周立太去。當地社保局早已派財會人員在庭等候,將當事人起訴的金額一分不少地支付給當事人,未參加庭審的當事人則由社保局財會人員通過銀行轉付。
接著,法院用早已安排好的大巴車,將當事人分別送到各車站回家過年。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不小的轟動,央視第一頻道據此制作專題片《一言難盡的周立太》,詳細記錄了上述過程。
“像炒股一樣被套牢。”多年后回憶往事,周立太幾次重復這句話,“簽風險代理,他們能跑,我不能跑啊。”結束官司的那個春節,只有周立太兩手空空。
重慶忠縣路邊補鞋攤的斷指修鞋匠?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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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卷牛皮紙里的命運
在一些官司中,周立太沒有收到錢,但收到了更多的名氣與更大的舞臺。恰恰是后者讓他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一度站上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席,成就了某種“傳奇”色彩。
周立太曾說,自己不為打官司而打官司,從為第一個傷殘民工做代理起,就把每一片紙都收集起來。做了檔案館后,他最新的想法是建博物館。博物館和檔案館不同,面向公眾開放。那些浩如煙海的牛皮紙會因此變得生動,從偏居一隅走向更廣大的人群。
紀錄片導演李一凡認識周立太是在2006年,次年《勞動合同法》出臺,在農村拍片的李一凡目睹勞動力迅速地流向城市,對農民工和勞動法都燃起了興趣,他想拍一部名為《勞動法》的片子,記錄法治給農民工生活帶來的具體改變。
他開始每天跟著周立太聊天,跑案子,但拍攝太難了,被告不讓拍、法院不讓拍、案子周期長,拍了兩三年也沒拍到一個結案的,沒人愿意投資這樣一部片子,只好不了了之。不過,這樣的經歷讓中戲畢業的知識分子李一凡逐漸理解農民工的生活。十多年過去,在李一凡看來,勞資關系的博弈中農民工的力量有所增強,牛皮紙里的命運有著代際的變與不變。
他解釋,當年的勞動者幾乎處于完全的弱勢地位,也很少有律師愿意給農民工打官司——打不打得贏另說,代理費還抵不上兩趟機票錢,誰做這賠本買賣?案件周期又拖得那么長,哪個律師愿意耗?“可以說那時候沒有一個農民工是不怕資方的。”
而到了今天,很難再說農民工是“怕”資方的,更多的是“不怕”。特別是混了幾年的工人,“多多少少懂一些。”勞動權益受到侵害了,要告,而且他們有信心,知道維權下去是會有結果的。“也有沒結果的,但總體來說在保護自身權益的意識上,已經不能和當年同日而語。”
變之中也有不變。超長的勞動時長是不變的,相應的加班費沒有支付足夠是不變的。時代進步了,工廠不敢再收工人的身份證,不敢再在廠房的窗戶上釘鐵條。但工廠又要守住這些勞動力,就“押工資”,一押就是一個月,有的甚至是兩個月。中途不想干了想走可以,押在這兒的工資就拿不到了。
現在的農民工腦子也活絡了,有人專門去鉆工廠的一些“空子”,比如在每年暑假結束的時候去富士康打工,那是全年招零工的工資最高的時候,因為暑期實習工走了,留出大量空缺。他們就專門在此時進廠,工資低了就出來等著,工資高了又進去。
周立太幾十年打官司的歷程,也是法治進步的歷程。他的代理人總是弱勢的一方,他的訴訟對象總是相對的強者。無論是誰,他不考慮太多,死磕到底,在深圳、在重慶,很難說這僅僅是為了保障同為農民出身的人的利益,抑或也想要更多的鏡頭與關注。但幾十年一晃而過,到最后只有周立太堅持做了下來,成就了如今數千卷牛皮紙包裹的記錄。
采訪結束后,周立太走出律所,經過一家彩票店,他說自己很喜歡買彩票,想著中了就多做點事。曾經還真中過1500塊,但也沒收獲更多,66歲的周立太把希望押寶于未知——“上天給我一點愛。”
曾經的他并不如此。1988年,老家的三位農民認為當地農林特產稅、農稅征收中存在腐敗問題。他們將當年應繳的稅郵寄到北京有關部門,同時寫信表示要把錢拿去支持國家建設。此舉引起當地政府不滿。當地有關部門以拒繳農林特產稅、農稅為由對三人作出行政處罰。三人不服,狀告當地政府和有關部門。這件事引起社會關注,財政部專門派人前去聽開庭審理。
周立太被告知不許代理此案。不能以律師身份,他就以公民個人身份代理。官司沒有贏,但周立太也沒有輸。正是從那一步開始,他最終走向了深圳那個更大的舞臺。2006年我國全面取消農業稅,法律的實踐最終走向人們期待的結局。
打那起官司時,周立太32歲,那是他代理的第一起行政案件。彼時,周立太剛走上律師的職業道路,社會也正摸索著向法治的方向前行。回首來路,那是一個開端,他們都正朝著一個意氣風發的想象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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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7期 總第725期
出版時間:2022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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